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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时间:2018-12-04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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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是我国科举考试走向正规化、制度化的朝代。就进士考试而言,宋初大抵沿袭隋唐五代的做法,几乎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只是录取人数很少,且不举行殿试。自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宋准榜开始确立殿试及唱名制度,到淳化三年(992年)孙何榜时采用糊名考试的办法,科考制度遂逐步完善。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又确立了3年一次会试,并严格执行,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

  科举考试是封建帝王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但这一制度一开始就有失公允。宋初在没有殿试时,一般情况下一切程序均由礼部主持,最后只是将结果告知太祖赵匡胤。自有殿试以来,每科状元的确定,也并非公平竞争的结果,有的只是取决于皇帝的一人的意志或者说是迎合了当权者的政治需要,这在宋代科举制度产生、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都有所反映。

  一、 殿试始于宋准榜

  开宝六年(973年)三月初七,新录取的进士宋准等10人及其它诸科录取的28人一起到讲武殿谢恩。通过当面对话,赵匡胤觉得进士中的武济川、“三传”学究中的刘睿知识浅陋,回答问题时张皇失措,牛头不对马嘴,就下令将他们刷掉了。这科是翰林学士李昉担任权知贡举(即临时负责科举考试之事),而武济川是他的家乡人,因此赵匡胤很不高兴。

  事后,未被录取的徐士廉等人又击登闻鼓(古代帝王为了表示听取臣下的冤情或谏议,悬鼓于朝堂之外,允许臣民击鼓直接向皇帝反映问题),状告李昉卖人情,取舍不公允。赵匡胤就这个问题征询翰林学士卢多逊的意见,卢说:“我也听到不少议论。”赵匡胤就命令贡院将考完了3场而落选的人造册上报,结果进士及诸科共报上来360人。

  三月十九日,将这些人全部召见,选了195人,其中包括徐士廉。加上宋准等已经录取的38人都发给卷纸,另外再考一场诗赋,并另委考官主持其事。两天后,赵匡胤亲自到讲武殿批阅试卷,共录取进士26人,其他“五经”、“三礼”诸科共101人,都赐及第。宋准、徐士廉均在进士科录取之列,仍以宋准为榜首。并且,赐给宋准制钱20万以举办庆祝宴会。李昉则被贬为太常少卿,和他一起主持试事的其他官员也都受到了处罚。

  从此,殿试就成了科举考试的一道必须经过的程序。

  二、 黜快手孙何成“三元”

  自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太宗端拱二年 (989年),频频举行科举考试,且多以最先交卷者为状元。这种方式有意无意地沿用了30年,共产生了22位状元。杨砺、宋准、王嗣宗、胡旦、苏易简、王世则、梁灏、陈尧叟等都是北宋前期著名人物,他们皆因抢先交卷而成了状元。其中杨砺、王嗣宗、苏易简、陈尧叟后来还成了颇有政绩的掌权人物。

  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固然是人的才气的一种体现,但仅以此确定名次高下,终究有失偏颇。再说,一榜接一榜地都是先交卷者成了状元,而一当了状元,不仅名气大、入仕起点高,而且以后升官也比别人快得多。这样,继起的读书人准备考试就只在写作速度上下功夫,而忽略了文章的质量,更不肯认真在积累知识上下功夫。有的士人甚至相互吹捧,哄抬那些草率成篇者的身价,以制造知名度。已经有了应试资格的举子以此为荣,准备应试的学童也群起仿效,逐渐形成一种华而不实的文风,影响十分恶劣。一些有见识的朝臣看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一再向太宗上奏章。太宗还算是个勇于纳谏的君主,很快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危害性,便立即改变做法,决定不再以行文的迟速作为决定名次的标准。

  淳化三年(992年)二月,又要举行会试了,太宗还采纳了莆田人陈靖的建议,制定了“糊名考校”的办法。这科应试者共1.3万人,这不但是宋代开国以来的空前盛况,也是隋唐五代300多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太宗深感这是个扭转风气的好机会,就命令考官们仔细阅卷,认真治一治争先交卷、草率成文的浮华之徒。

  会试考3场,第一场考官们就来了个下马威,出的题目冷僻。出题之后,许多考生都模不着头脑,纷纷要求考官们加以说明。这在以前历次都是允许的,可这次却得不到回答。不少一向自诩“才思敏捷”的考生,这次竟也迟迟不能下笔。

  不过,人那么多,总还有快手。年仅17岁的江南考生钱易,不到中午已经做完答卷,第一个出了场。这次,他可撞在枪口上了。考官们心照不宣、矫枉过正地连卷子都不看,用红笔一抹,当作废卷子抛弃在一旁,并取消了他参加第二、三场考试的资格。

  会试的结果是:一位已经颇有些名气但文思相对迟涩的河南举子孙何当了“省元”(“省”,乃唐宋时中央部门的名称;唐宋会试由尚书省主持,故又称省试,第一名称 “省元”)。快手钱易被黜落,而速度较慢的孙何反而受重视,一些向来以快为荣的考生都还只当是偶然现象,根本没有料到这是太宗有心要惩治单纯求快的人。因此,以李庶几为首的一批通过了会试的快手们对孙何夺取省元很不服气。他们特意聚集在京城一个著名的饼子店里进行写作比赛。扬言谁在厨师烙好一张大饼的时间内完成一韵诗,谁就是高手。吵吵嚷嚷,呼呼叫叫,旁若无人。

  他们哪里知道,这件事很快就传到朝臣们耳朵里了。大臣们对这些人更加厌恶。待到殿试时,太宗亲自拟了一道更为冷僻的题目,从《庄子·寓言》中摘出“卮言日出”四个字作为赋题,决心再给快手们一点厉害瞧瞧。

  殿试开场了。李庶几还没有完全弄明白题意,就急急忙忙胡乱凑了一篇,别人还在冥思苦想之时,他已抢先交了卷。他的同伙们一见,也就不敢细想,一个个随意乱扯,纷纷成篇出场。李庶几满以为这回状元是稳拿了。他的崇拜者也跟着一味地吹捧,更使他自我陶醉。还没等传胪(宣布殿试名次的仪式)、张榜,他就让仆人大肆张罗,为庆贺自己状元及第做准备。在确定名次时,朝臣们将他们在饼店搞比赛的事一五一十对太宗说了。太宗大怒,下令将他黜落,并且罚他两科之内不许参加殿试。最后的结果是:抢先交卷者纷纷落榜,“文思苦迟”而“文理可观”的孙何又中了状元,而且在宋代状元中首创了连中“三元”的奇迹。从此,以答卷的迟速决定名次的办法也就取消了,这一改革是合理的。

  李庶几咸平元年、二年接连两科都未能参加殿试(此前有5年停止科举),直到咸平三年(1000年)陈尧咨榜才以省元及第。

  钱易虽被黜落,却因此出了大名。他后来重新参加开封府的选拔考试,又想争第一而引起一场大争论,惊动了朝廷。经过反复讨论与复试,结果排名第三。这时苏易简在太宗面前极力称赞他的才华,太宗很惊喜,打算招他为 “白衣卿相”,但很快因繁杂的政务而淡忘了。咸平二年(999年),他终于进士及第,在真宗朝很受重视,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朝廷文告、命令等)。

  三、章衡美言夺第一

  仁宗嘉祐二年丁酉(1057年)科殿试前,福州福清(今福建福清县)人林希夺魁呼声最高,因为他连夺了开封府试与省试两个第一。仁宗皇帝也属意于他,亲临试场,并派贴身太监到林希身边去观察,一待他做完卷子即让送呈御览。当时的试题为《民监赋》。林希的破题是:“天监不远,民心可知。”他做好后,便兴冲冲地捧着卷子打算面呈皇上。快到仁宗跟前了,一个内侍从旁瞄了一眼,情不自禁地吐了吐舌头,因为林的破题带警告意味,已犯了大忌。仁宗看了卷子果然很不高兴,冷冷地让交给考官,照常阅卷、定名次。考官当然会意,不敢再将林希放在上等,就远远地放在三甲里头。不仅如此,考官们还特别注意每份卷子的开头两句,免得再让皇上不高兴。

  找来找去,发现章衡的卷子,其破题为 “运启元圣,天临兆民”。他们估计这两句仁宗一定喜欢。一会儿仁宗又转到详定官的办公地点来,他们便将章衡的卷子呈上去。仁宗看了喜笑颜开,说:“这都是祖宗们的事,朕怎么敢当?”就这样,章衡就成了第一名。

  四、神宗特拔黄裳第一

  元丰五年壬戌(1082年)科殿试阅卷毕,黄裳的卷子原本是被考官们定在最差的一等,即第五甲中的。可凑巧殿试中神宗曾到考场巡视,看过黄裳的文章,很是欣赏,并且还记下了好几句。因此到了读卷并最后确定头几名的名次时,神宗听了好几份卷子,觉得都不是黄裳的,很是失望,就干脆下令暂停,说:“朕以为黄裳的策论质量最高,怎么他倒不在前列?”说罢,又有板有眼地吟诵起他记得的那几句来。在场的官员赶快去查找,一会儿在第五甲中翻了出来,神宗审查无误后说:“这才是状元啦!”然后唱名仪式开始。

  这科进士中还有一个叫刘概的,他本是上科省试的第一名,上科殿试中仅因一个字犯了皇家的讳,就被黜落了。事后主考官蒲孟宗很是惋惜,就极力褒扬他,使他直接当了个小京官——学录(正九品)。这一科他再次参加省试,又考了个第一名,可殿试也被定在第五甲。神宗已经听说他的事了,唱完名,神宗特地召见他,问道:“卿当学录几年了?”刘概说:“臣待罪学录三年了。”又问:“谁是你的老师?”答曰:“我刘概承蒙陛下教诲培养。”神宗非常欣赏他的答对,就当众宣布悦:“考官们定的名次不合理,竟将刘概放在第五甲,现在升你在第二甲。”这一科的考试官苏颂、王子韶、曾巩、陆钿等一干人就因将黄裳、刘概的名次定得太低,每人被罚了30斤铜。

  五、 何昌言夺魁内幕

  哲宗绍圣四年(I097年)殿试过后,阅卷官们根据文章质量原定的是胡安国第一。唱名前的三月初九日,还要经哲宗“钦定”。“钦定”时卷子先不开封,由宰相读头几名的卷子。读了前三名,哲宗认为名次定得可以。但是宰相章惇、副宰相曾布、蔡卞等人觉得第一名没有斥责元祐(1086一1093年)年间执政的司马光、吕公著等臣僚的言词,而第二名(后来得知是何昌言)的对策中有“元祐臣僚,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等语,就坚持把他升为第一。这样胡安国该是第二了,可他们仍不同意。原第三名方天若的答卷上有“当是时(元祐年间—笔者),鹤发宵人(年纪大的坏蛋—笔者),棋布要路(像棋子一样安排在重要位置上—笔者),今家财犹未籍没,子孙犹未禁锢”一段,于是又把他提到第二。他们还想将原定的第四名(章惇之子章持)往前挪,但只读了几百个字后,曾布、蔡卞都认为跟前几名差远了,不必往下读了。又读原第五名(李元膺)的卷子,其中有“先朝法度当损益”的话,哲宗听了不高兴,说要往下降名次,并让再读一遍原第一名,即胡安国的对策,认为胡不能再往下降了,可以放在第三,这才保住了胡安国的第三名。

  可见,此期殿试名次的确定,除了看文章质量而外,还要看是否倾向于当时当权者的政见,何昌言由第二升为第一,正得力于对策中攻击了元祐臣僚,迎合了当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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